王丽萍丨“仍是法团主义的世纪?”— 法团主义韧性与韧性视角下的法团主义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社会出现的大量危机促使法团主义由一个有趣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广受欢迎的国家治理策略，20世纪也曾被认为是“法团主义的世纪”。作为应对危机的一种制度化反应，法团主义常常是在功能和结构意义上得到理解的，而其传统基础或前提条件的变化则引发了对法团主义衰落的广泛预测。然而，过去一百多年来，法团主义作为治理策略在危机和变革中持续演化，获得并展示了强大的适应性韧性和变革性韧性，其功能范畴也由需求侧协调扩展至治理策略供给侧，成为治理工具清单上的重要选项。很大程度上，法团主义已成为一个政治行为范畴的概念，意味着一种寻求共识的协商模式和行为模式。在充斥不确定性的今天，法团主义因其和谐、共同体与团结的价值内核而获得了持久的价值韧性和吸引力，成为治理性匮乏时代具有价值亲和性的务实的治理策略。

关键词：法团主义 适应性韧性 变革性韧性 治理策略 比较政治学

王丽萍，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比较政治学、政治学理论、政治心理学、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

【论文主要观点】

在历史上的很长时间里，法团主义因其所蕴含的团结、共同体与阶级和谐的意识形态内核而获得强烈的规范性色彩。过去一百多年来，法团主义经历了式微—复兴—式微—复兴的并非简单循环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与其被工具性利用的不民主的历史决裂，也在很大程度上卸下了意识形态的包袱而兼容于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从而获得并展示了强大的韧性。

现实世界根本无法找到完美的法团主义制度范例，而是更多表现出各种情境特征（尤其是地区特征与发展特征）。具有情境特征的法团主义不仅展示了法团主义的丰富实践形式（包括地区特征和发展特征），还意味着法团主义与各种社会分歧之间的不断变化的复杂关联，更在很大程度上佐证了法团主义的适应性韧性。

法团主义在其历史进化过程中展示了功能与结构的复杂关系；特别是，法团主义的组织基础与决策模式之间的联系变得不再紧密甚至脱节，结构与过程不再紧密联系在一起。法团主义趋向分散化和国际化的变化似乎意味着这一古老的治理策略找到了那些早已发生重要变化甚至不复存在的结构性前提条件的替代性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法团主义因应环境变化而持续演化的强大能力和韧性，并使法团主义处在了治理策略供给侧的一端，成为治理工具清单上的重要选项。

法团主义在19世纪促进了阶级的合作和团结，在20世纪又见证了国家的经济团结，并衍生出新的法团主义形式以对时代问题作出恰当反应。今天的变革和危机使各国政治光谱持续急剧变化，社会分化也出现不断变化的断层线或分割线，当阶级不再是一国内部的重要分化（乃至分裂）基础时，政治上突出的社会分化（如种族/民族），以及伴随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出现的新的职业分化等，就成为发现或创造法团主义机制的新基础。

在很大程度上，法团主义已成为一个政策过程及政治过程概念，或是一个政治行为范畴的概念，意味着一种寻求共识的协商模式和行为模式。在法团主义的历史演化过程中，技术变革似乎是导致法团主义演化的重要力量，但法团主义作为一个过程的适应性仍主要取决于政治，而不断演化的法团主义也日益成为塑造现实政治景观的重要变量。政治交换与合作是法团主义的本质，因而对于法团主义的理解也应超越制度维度，在政治交换、沟通和合作的意义上探索法团主义治理的动力及演变。在正在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推荐技术对传统利益聚合模式将造成巨大冲击，而信息茧房和信息不对称也使政治协商趋于碎片化。这些变化给法团主义带来巨大压力，也使法团主义安排变得更为必要。

作为应对危机或挑战的一种制度化反应，法团主义代表着一种情绪，是一种无视硬性规则的方法。在充斥不确定性的今天，治理问题成为各国普遍面临的突出问题，法团主义因日益摆脱意识形态束缚而成为治理性（governability）匮乏时代具有价值亲和性的务实的治理策略，其团结、共同体与和谐的价值内核则赋予这一治理策略持久的价值韧性和吸引力。

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